長春確實曾是個機會之地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中歐商業評論（ID：ceibs-cbr），作者維舟，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到底發生了什么？不管現在怎么看，對很多人來說，長春確實曾是個機會之地。
(資料圖)
不止一位長春人對我說，以前一直發展沿海地區，現在要發展內陸，那長春就在東北的十字中心點上，“這里天然就應該是東北的中心”。有位當地教師說，這座城市是福地：“長春是龍脈，風水很好，四通八達，不缺糧食，也從沒地震之類的天災。”
2000年她從東北師大畢業時，成績較為優異的那些同學大多選擇長春，“當時能留長春，是很驕傲的，留不下來的才不得已去了深圳闖蕩”。誰也沒想到，二十年后，雙方的命運發生的翻轉之大，堪稱觸目驚心，那些曾進了報社、電視臺、國企等讓人稱羨的崗位的，“死在體制內的很多”。
在這里，深圳是當地人最經常拿來作為參照坐標的城市。深圳這些年趕上了新經濟的浪潮，但正如有朋友感嘆的，“互聯網浪潮，東北受益很小，沒吃到紅利。”他在吉林大學計算機學院本碩讀了7年，這個被戲稱為“青樓計院”（剛好樓的外墻青色）的學院不大，拉到的項目卻最多，然而長春沒有新經濟的氣氛，“這城市還可以，只是不太適合我，因為我是做IT的”。2010年畢業后，他南下深圳，幾年下來就明顯感受到了不同：深圳很有活力，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上面也傾向于尊重這些想法，人的主動性比較能得到鼓勵，而這在東北都是難以看到的。
雖然“東北衰退”早就是老話題了，但這并非一開始就注定如此。一如經濟學者陸銘在《大國大城》中所言，晚至2005-2014年間，遼寧和吉林的人均GDP“無論是在水平上還是在增長速度上都跑贏了全國平均，我沒看出有什么‘告急’的情況嘛”。問題是近些年別處在跑步前進：2000年，全國1088家上市公司，吉林就有40多家，位居各省前十；但現在全國的數字已翻了近五倍，吉林仍然原地踏步。
在長春這邊，人們的直觀感受也是近些年的事，不止一個人都提到近十年來變化尤其明顯。有醫生證實，她2010年研究生畢業去深圳，感覺收入差不多，但房價差好多（當時深圳三四萬一平米，而長春只要六七千），權衡下來覺得還是長春性價比更高，結果呢，“最近這三五年，怎么感覺長春又被深圳拉開了十幾年？”
一年前的長春封城對這座期待復興的城市來說雪上加霜，由于工業生產所遭受的影響，長春成為2022年全國唯一經濟總量負增長的省會城市。一位大學畢業不多年的男生說，這幾年來依靠“強省會戰略”，本地經濟可算有了起色，“在東北，長春還是有一點生機的”，然而他也準備有機會南下“看看機會”。
確實，至少在東北，長春的經濟表現還是不差的：2021年，長春的上市公司總市值排在東北各城市第二；論個人所得稅，長春甚至是東北四大城市里最高的——雖然受封城沖擊，2022年的減幅也最大，但個稅這一指標最能體現出當地市民的收入水平，至少由此也可見長春憑借其工業基礎，民眾的日子過得還行。然而，這并不能掩蓋它與南方的差距：2022年東北四大城市的個稅總和，僅相當于上海的十分之一。
東北師大教授徐前進在觀察長春的城市生活多年后，寫成《現代精神之花：一個東北工業城市的具體與抽象》一書，在他看來，長春和任何一座現代城市沒有本質區別，問題的關鍵是“從那些正在生長或已經失效的日常景觀中尋找中國現代精神的具體表現形式”，由此更深切地理解中國的現代化。他沒有也不必訪談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哪個人，因為這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哲學思考，著眼的其實是現代城市的共性而非長春的個性，是在解剖城市這一龐大機器的結構。這么一來，一時的盛衰起落沒有意義，需要改變的與其說是長春自身，倒不如說是對長春乃至東北城市的看法。
然而，對大部分人來說，像這樣抽象的哲思恐怕都難以寬慰此時此地的自己，他們看到的是正在發生的變化。一位南下武漢已經十多年的長春人說，前一陣回來探親，難掩失望：“沒多少變化。機場還是那個破機場，公交公司每年都虧，現在連一汽也只能開七八成工資。城市和人都在固化，只是讓我慶幸自己當初離開是對的。”
長春也有過好日子，還不止是計劃經濟時代。很多人可能已不記得1985年長春君子蘭泡沫，這被定性為一場非理性的投機，但從歷史上看，這種全民性的投機，正是一個地方市場經濟興起的可靠征兆。1990年代市場化改革，雖然無數人在下崗潮中經歷慘痛，但偽滿皇宮附近的批發市場也催生出了最早的一批萬元戶。時至今日，每天仍有許多小商販在這里起早貪黑地勞作，但批發這個行當卻漸漸沒落了，為什么呢？了解內情的一位本地朋友回答：“一是不少商戶直接去沈陽這樣更大的批發市場進貨了；二是長春原本就不是這些商品的原產地，等到南方憑借電商渠道直接把貨送到消費者手中，一下子就把中間環節拍死了。”
另一位朋友回憶，他1997年大學畢業時，長春的經開區還都是菜地、大棚，他在那里的國企干了十年，眼看著地一點點征完，變成水泥森林。到2007年前后，市場化繼續深入，他就買斷出來了，因為看到“所有紙面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對那時下海的人來說，股市是一個“掙錢多”的機遇之地，但即便是這樣，他也發現，在證券公司內部，分獎金時90%都被有后臺的人拿了。如今人到中年，感覺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
說到這里他笑起來：“你說長春有啥機會？我年輕時還認真想過，現在看多了，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它這么多年倒是不停地在變來變去，但仔細一看，骨子里又還是那個老樣子。”
長春式內循環長春關鍵的問題在哪里？在我看來，癥結就在于這座老工業城市構建起了一個相對自足的封閉體系，雖然看似早已進入市場化經濟，但它其實并未真正開放自己的市場。
一位已經在北京多年的朋友在談起老家時痛切地說，長春受困于固有的思維，對年輕人來說缺乏吸引力：“長春沒有特別好的國企，也沒有特別好的私企。幾年前某大廠還想在東北搞一搞，最后發現也搞不成，這邊全是體制內的人養老的，感覺這地方不太有救的樣子，也不用考慮振興了。”當有親友說等東北振興了，好回家養老，“回長春發展，建設長春”，她反問：“長春有發展嗎？”
公平地說，長春不是沒發展，但國內沒有哪個一二線城市，像長春這樣嚴重依賴某一產業：本地經濟以工業為主，而汽車制造又是其工業的絕對核心——汽車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70%，僅一汽的產值就占全市近55%，營業利潤更是占到全市工業利潤近九成。
一汽實際上就是一座衛星城，廠區和城區難以區分，整個公司直接的雇員雖然不過15萬人，但加上家屬和配套企業，它至少影響上百萬人的生計。在它最繁榮的時候，每年發26個月工資，一個車間班長能管上千人，比普通民企都多。“一汽打個噴嚏，長春乃至吉林經濟就要抖三抖”并非夸大其詞，只是描述事實。
在這里，一汽并不只是一家企業，還是一種經濟生態：在長春，有超過1000多家圍繞著汽車制造產業鏈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業，堪稱自成一體的星系。在“2021年長春企業百強”名單上，一汽控股企業或相關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就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前十強里有五家都和汽車制造有關，而一汽的優勢更是碾壓式的：其營業收入比排名第二的吉林亞泰集團高出近12倍。
可想而知，汽車產業得到了全市乃至全省的鼎力支持，吉林省早已宣布，將實施汽車產業集群“上臺階”工程，突破關鍵技術，扛牢民族品牌，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車，力爭到2025年汽車產業規模達到萬億元級水平。無論從全城經濟還是民眾生計出發，一汽都“大到不能倒”，和政府綁定極深，在吉林無論什么企業要買車，那必須買一汽的，不買？那就卡你。在各種扶持舉措之下，長春每千人小汽車保有量高達353輛，可以吊打北京、上海、深圳。
這種一家獨大的傾向，在長春還不僅限于一汽，事實上，長春這些年來各種資源都有不斷集中的趨勢。2000-2004年間，本地五所大學并入吉林大學，辦學規模全國第一，校區遍布全城，以至于本地戲言，以前說“吉林大學在長春”，現在則是“長春就在吉林大學里”。在醫療衛生系統則是吉大一院，其它醫院除了少數科室還有點競爭力，整體上跟它都差一大截。一位本地醫生回憶，吉大的三個附屬醫院，十多年前她上大學時“規模基本差不多，這些年差距逐漸就拉開了——就是資源越發集中了，這倒是跟長春和底下縣市拉開差距道理類似”。
在商業領域，這就呈現為一種相對單一、缺乏競爭、排斥外地品牌的內循環傾向。長春的商業生態壟斷性很強，沒有全國性連鎖，宜家、居然之家、盒馬、7/11要么進不來，要么進來就黃了，只有一家沃爾瑪和兩家麥德龍勉強活著，剩下基本是歐亞超市一家獨大。前兩年宜家都已經選好址了，最終還是不來了，當地人如果想買宜家家具，就只能去沈陽買了運回來。然而，這個在本地所向無敵的龍頭老大，開到沈陽后就鎩羽而歸。這是一個封閉體系的產物：不讓別人家進來，到頭來自己也出不去，因為缺乏市場環境下的競爭力。
這一體系演變的結果，可能趨向于進一步封閉，正如本地人說的，外面那些品牌“一是進不來，二是時間久了可能也不想進來了”。這又進一步催生出一種奇特的現象：長春有不少山寨品牌，比如上海有“巴黎貝甜”，長春就出現了一個“法國貝甜”；糕點店“85度C”，在長春叫“味道85度”。有些長春人因為不知道自己長久以來接觸的是山寨版，在正宗品牌進來時還抵觸它。
對照一下俄羅斯有助于理解這一點：在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二年后，這個國家與外部世界逐漸產生了技術隔離，最明顯的征兆就是諸如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等新興社交媒體都在一年內出現了俄羅斯仿版（名為Yappy、Rossgram和RuTube）。也就是說，這種仿版其實本身就是相對隔絕的產物，只有在兩套系統缺乏對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平心而論，現在“內循環”也遠不止長春如此，在面對外部風險時，這也算是一種管控機制，但問題就在于：這會造成一種相對封閉、穩定、隔絕的系統，不僅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拉開與外部的差距，長久下去還會導致人們更難適應市場變動。過多依賴于某一產業甚至某一企業，使長春的城市經濟生態相對比較單一化，在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不僅難以調適，也隱藏著不確定的風險，因為一旦該行業出現波動時，就很容易牽連巨大。
實際上，危機的征兆已經開始顯現：受內外環境影響，一汽集團2020年以來的銷量分別為370萬輛、350萬輛和320萬輛，不僅逐年下降，而且2022年僅完成銷售目標的78%。更關鍵的是，當全國轉向新能源車時，一汽轉型緩慢，去年只賣出17.2萬輛新能源車，僅相當于比亞迪的十分之一。汽車產業是做大了，卻是個老產業，一旦產能和行情都不是特別好，那這個城市到底該怎么辦？
有生活，才有希望很多城市都面臨著轉型，但長春尤其難：誰都知道應當從重工、軍工優先的傳統計劃經濟，轉向民生、消費優先的市場經濟，但長春的整個經濟生態仍然是相對封閉的；市場化在很多地方其實是“以市場化為名的甩包袱”，但長春甩不了，因為那些包袱不是它想甩就能甩的，在這種情況下，它真正能騰挪的余地不大。雖然作為省會能調動起很多資源，但長春這些年找到的新增長點也有限，除了汽開區之外，幾個經濟開發區也談不上有多成功。
像洛陽、淄博那樣，挖掘本地文旅資源呢？看來也難。長春最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大多和偽滿時期脫不開干系，帶個“偽”字就很麻煩。當然，作為長春電影制片廠的所在地，它也是知名的“電影城”，但郊外的長影世紀城，連出租車司機都不建議我去。一位本地朋友說，電視劇《人世間》外景就在長春，還原了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場景，非常寫實，看了倒是讓她非常懷念小時候的平房、火炕，“但剛拍完就拆了，其實完全可以保留下來。所以你說發展旅游？恐怕他們就沒這個心思。”
這些年國內冰雪旅游興起，長春看起來可以大有所為，特別是哈爾濱強在冰，而長春、長白山的滑雪是最好的。本地有識之士呼吁2038年把冬奧會帶到長春來，但至少目前，連國內游客都不太會把長春作為冰雪旅游的首選目的地。原擬2019年開張的冰雪新天地，因為疫情一直拖到2022年底，雖然是學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南湖冰雕也沒哈爾濱的精致，但不管怎樣，照一位長春人的毒舌，“有這個想法都算是進步了”。
長春的娛樂業倒是很發達，但整體而言市場不大，更不像長沙那樣做到有全國性影響力。海底撈2017年開到長春，幾年下來，四家店倒閉了兩家，因為長春沒那么多年輕人和消費力。也有人打算用韓國技術，把長春變成中國的整容美容之都，但這至今仍只是個設想。長春的洗浴行業一度號稱“南有東莞，北有長春”，但那并不是因為長春人愛洗澡而有了這市場需求，相反，是下崗潮時大量的人涌入這行業，催生出了這一畸形的市場。
如今，我們都意識到了一點：中國市場雖然自成一體，但其實外貿依存度是相當高的，現實是，內需往往僅限于基本生存（所謂“剛需”），不足以拉動經濟。在這一點上，長春也像是當下中國的縮影：它有著東北最發達的工業基礎，按理說會出現二產對三產的財政溢出效應，因為有了穩定收入的群體，按說能促進本地消費，然而長春人也不太敢花錢——人們普遍的感受是，長春收入不高，但物價不低。
實際上，人們感覺近十年來兜里的購買力在縮水。一位長春女孩2006年去百貨公司的化妝品柜臺做營業員，當時工資水平很不錯，平常月薪能有三五千，當時一碗麻辣燙才4-5元；2008年后國際品牌進入，歐亞商都等大幅擴充，很多銷售甚至月入過萬。2012年后，就感覺逐漸放慢了，一碗麻辣燙倒是漲到了9元。到2014-15年，賺錢不如以前容易了，她離開柜臺，轉到民企，明顯感覺管理混亂；而近五六年來更是感覺同事的收入在減少，代購、電商的沖擊，要保住月薪五千都比以前難了。
這種內需的低迷，還不僅僅是因為手緊，常常也因為沒處花。按一位本地朋友的說法，“長春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旅游資源，不像一線城市的公共設施比較好，能讓年輕人開心，就死氣沉沉，生活著不舒服，整個氣氛就很壓抑。朋友說要來長春，我都勸他們別來了，‘我去沈陽見你們’；有時外地親友來，要陪他們吃喝玩樂，我媽就帶他們去哈爾濱，我爸都說：‘哈爾濱欠你一個榮譽市民。’”
為什么這樣？與其說是長春人不愛消費，不如說是缺少消費場景和氛圍：“長春有不少老建筑，但難以開發出旅游價值，馬路又寬，沒法開夜市和小吃攤。基礎設施和消費是相互促進的，你要有各種便利店、夜市、酒吧等等，有文化生活，但這里缺少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消費，沒有夜生活。長春是工業城市，和上海的作息不同，一般單位下午四五點就下班了，尤其體制內的人印象里，晚上出門非奸即盜。我一次晚上10點皮膚過敏想下樓買藥，我媽都覺得很危險。在北京我11點在街上騎車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但在長春就覺得‘你半夜出去，是不是當街溜子了’。”
這恐怕就是問題所在：長久以來，長春的整個城市格局就是按照行政中心、工業城市來規劃的，就像一個機關大院、一家工廠，其功能設置原本就圍繞著“生產”而非“消費”展開，這使得它在轉型時不僅需要重塑城市空間，甚至需要創造一種新的城市文化。此時，尤其需要打破原有那種相對封閉的結構，“拆墻透綠”，重新開放，讓新事物能在縫隙中得以萌生和成長。
作為東北著名的大學城，長春其實并不缺高素質的人才，一位多年前留學回來的本地朋友說，現在年輕一代“比我小時候經歷得要多很多”，網絡更是打開了他們的視野，早就超越了老一輩那種固化的思維，而更趨近于開放了。如果只是扶持幾家老企業，把他們塞進體制內，那仍然是在舊范式里打轉，任何一個敏感的心靈都會察覺到，自己的才能、需求和理想在這里難以得到充分的滿足，就像是穿了一件看不見的緊身衣。
時至今日，長春不能再只圍繞著“生產”來組織社會生活了，它需要松綁和創造，響應市民真正的生活需求，為人與人之間的橫向聯結和互動創造更多場景和機會。毫無疑問，這做起來相當不容易，也很難立竿見影，然而這才是激發出社會活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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