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買到的仁和布洛芬，其實是貼牌商品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刺猬公社 （ID：ciweigongshe），作者：陳梅希，編輯：園長，創業邦經授權發布。
(資料圖片)
每一盒布洛芬，在12月的北京都顯得無比珍貴。
2022年12月初，我在叮當快藥搶到一盒布洛芬，外賣送到家后，我開始對著藥盒上那個紅底白字的“人”字Logo發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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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太眼熟了。
隨后，在幾分鐘內，我從家里找出印著這個Logo的五種東西：仁和面膜、仁和口罩、仁和花露水、仁和碘伏棉簽，以及剛剛到貨的仁和布洛芬。
圖源受訪者，仁和花露水因被帶去公司而缺席
好奇心催促我開始這個選題，而后發現更多被仁和“支配”的生活。被婦炎潔廣告“洗洗更健康”魔音穿耳支配的童年，被仁和閃亮快樂男聲支配的夏天，甚至連叮當快藥本身，都是仁和創始人的二次創業。
你買到的仁和布洛芬，其實是貼牌商品仁和藥業旗下到底有多少種不同的產品？
從各類處方藥、非處方藥，到面膜、洗面奶等護膚品，再到驅蚊花露水、濕紙巾、牙線等日用品，仁和那個紅底白字的LOGO，正在以燎原之勢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家藥企，為什么能快速研發生產出品類繁多、跨度極大、毫無關聯的產品？答案是貼牌，一種更常出現在紡織品和服裝行業的手段。
貼牌模式和代工模式有所不同。
代工模式下，工廠只負責生產這一環節，但商品的研發和設計工作仍由品牌方掌控負責。例如運動品牌阿迪達斯和耐克，均在亞洲擁有多家代工廠，但代工廠只負責按照品牌方的設計方案生產產品。
貼牌模式下，品牌方只為成品提供品牌商標，其余從設計研發到生產的所有環節，均由生產方自行掌控，品牌方只承擔監管和質檢職能。老一輩所熟悉的南極人，便是貼牌圈大戶。
而仁和的貼牌生意，又和南極人有所不同。后者是因為自營產品經營不佳，轉而以售賣市場認知度較高的品牌名作為盈利的主要手段；而前者，則是通過貼牌的方式迅速擴大產品類目，一方面通過貼牌減少研發成本，另一方面則是以量取勝，搶占更多市場，以提升“仁和”整體的品牌影響力。
根據仁和藥業集團2022年上半年財報，公司自有產品和OEM貼牌產品基本各占一半收入，毛利方面，自有產品的毛利高于貼牌產品。財報中未提及貼牌商品的具體種類數量、銷售量、貼牌商品合作廠商名稱及數量。
關于品牌方對貼牌商家的監管職責，仁和在財報中稱：“公司對于OEM貼牌產品的合作廠家都派有駐廠質檢人員，負責貼牌產品的現場質量管理及監督。所有委托生產的產品，都必須經過公司專業的質檢團隊驗收合格后，方可授權生產和銷售，并且公司不定期對合作工廠進行檢查，對其原料、生產記錄等進行抽查，最終保證產品質量。”
為加深對仁和貼牌商品合作廠商的了解，刺猬公社隨機對編輯部手中的仁和牌商品進行調研。
仁和健途花露水的生產企業為江西樂爾康實業有限公司。根據天眼查信息，該企業注冊資本200萬人民幣，實繳資本0元，公司參保人數為0。2022年11月3日，該企業因“生產經營1種衛生質量不合格、標簽違規的消毒產品”，被宜春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依據《消毒管理辦法》第四十三條處以4000元罰款。
仁和布洛芬的實際生產企業為福建太平洋制藥有限公司，該企業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福建地區老牌制藥公司。在第三方售藥平臺方舟健客上，同一企業生產的太平牌布洛芬緩釋膠囊每盒（0.3g*20粒）價格為5.9元，而貼牌后的仁和布洛芬緩釋膠囊每盒（0.3g*22粒）價格為19.8元。
太平布洛芬緩釋膠囊盒仁和布洛芬緩釋膠囊不僅生產商相同，兩者在國家藥品管理局備案的批準文號也相同，均為國藥準字H20093691。
進一步對比三大醫藥電商平臺相關售價數據可知，盡管藥品售價受渠道影響存在差異，但同樣由福建太平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布洛芬緩釋膠囊，貼上仁和的品牌后，不同渠道的售價漲幅從33.99%到206.12%不等。
貼牌產品本身并不等價于質量低劣，藥品是否由品牌方自行研發生產也和其效力沒有任何關系。例如仁和布洛芬是在太平布洛芬的基礎上“換”了一件仁和的外套，只是穿新衣服后，價格上漲不少。
貼牌模式挑戰的是消費者對于品牌方的信任度。
品牌承載的信任，源自消費者對過往消費經驗和對外界評價的綜合評判，因為信任品牌，所以信任品牌下的全部商品。但貼牌模式下，對品牌的信任不再能傳導到對產品的信任——因為品牌對產品的掌控度本就十分有限，且導致消費者往往用更高的價格買到同樣質量的商品。
一旦品牌方和商品間的斷裂持續增大，對貼牌商品的不信任，甚至會反向傳導到品牌身上。
從婦炎潔，到上市藥企比起仁和這兩個字，創始人楊文龍早年打造的另外三個子品牌或許更廣為人知。
其一是婦炎潔。
2003年，一支電視廣告紅遍大江南北，伴隨著《知心愛人》的背景音樂，任靜、付笛聲兩位歌手相擁而立，一齊念出“洗洗更健康”的廣告臺詞。
洗腦式廣告帶來的效果非常驚人。雖然仁和并未公布具體銷售數據，但2007到2008年間，婦炎潔新版電視廣告結尾寫著：“祝賀婦炎潔年銷售突破兩億瓶！”
婦炎潔是楊文龍手里第一個靠營銷爆紅的產品，同時也是負面新聞最多的一個。衛生部在2009年發布的第9號公告中稱：“消毒產品與藥品有嚴格的區別，消毒產品不是藥品，沒有治療疾病的作用。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消毒產品標簽、說明書不得有虛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對疾病治療作用和效果的內容。”隨公告一同發布的是67種不合格產品名單，婦炎潔位列其中。
隨著仁和的生意越做越大，婦炎潔在公司營收中的占比逐漸變低。2021年5月，仁和藥業在深交所互動平臺回復投資者提問時稱，2020年婦炎潔系列產品收入約占總營收的4.46%，按其財報公布的2020年全年營收計算，婦炎潔當年帶來的營收約為2.19億元。
其二是閃亮滴眼液。
2007年，現象級選秀綜藝《快樂男聲》在湖南衛視熱播，制造出一代全民偶像，而當時冠名該節目的，正是仁和閃亮滴眼液。
據當時媒體報道，仁和付出的冠名費不低于5000萬元。連當年的主題曲都因此而進行微調——歌手許飛早前發行的版本名為《我最響亮》，而07快男13強演唱的版本改名為《我最閃亮》。“現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閃亮”，這句印在一代人腦中的歌詞，與仁和藥業的營銷推廣密不可分。
其三是優卡丹小兒感冒藥。
2005年起，系列情景喜劇《家有兒女》開始在全國范圍熱播，好媽媽劉梅取代春晚小品里的黑土，成為宋丹丹最廣為人知的角色。仁和藥業借勢請來宋丹丹、高亞麟及劇中扮演夏雨的小演員尤浩然，為優卡丹小兒感冒藥拍攝電視廣告。
“家有兒女，常備優卡丹”成為仁和制造的新一代廣告金句。根據仁和藥業發布的業績公告，到2011年，優卡丹的全年銷售額增長至3.08億元，占仁和整體銷售額的近14%。
從仁和藥業和楊文龍過往的“戰績”來看，最讓人側目的并非研制了何種藥品，而是其強勢的營銷手段。在多次成功靠營銷制造熱銷商品的同時，楊文龍掌舵的仁和藥業完成了借殼上市。
2006年8月，仁和集團通過參與競拍，以3005萬元獲得上市公司九江化纖67.16%的股權。隨后，九江實施重大資產重組，將原化纖類生產經營性資產全部剝離，同時置入醫藥生產經營資產，并于2007年3月以“仁和藥業”之名恢復上市。
2008年，仁和藥業借殼上市后發布首份財報。數據顯示，2007年全年，仁和藥業的銷售費用約為2.05億，銷售費用占全年營收的26.31%。
根據仁和藥業最近五年發布的財報數據，銷售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例雖然已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12%以上。另一方面，仁和藥業在研發方面投入的費用始終在低位徘徊，經過五年的緩慢增長，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例終于突破1%大關，但仍不到銷售費用的十分之一。
重營銷、輕研發的策略，貫穿于仁和藥業的發展史。無論是四處貼牌還是頻繁制造洗腦廣告，都是這種策略的外化表現。
叮當快藥，仁和版圖的關鍵一角仁和創始人楊文龍的另一個身份，是叮當快藥的創始人。
2022年9月14日，醫藥電商平臺“叮當快藥”母公司“叮當健康”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楊文龍成為兩大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天眼查信息顯示，楊文龍對叮當快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總持股比例為55.67%，對仁和藥業集團的持股則通過仁和集團發展有限公司達成，比例約為16.99%，為持股最多的自然人。
2022年11月，有投資者在深交所官方互動平臺問詢仁和藥業集團與叮當快藥之間是否有股權關系，仁和方給出的答復是：“沒有股權關系，與叮當快藥為同一實際控制人關系。”
圖源互動易官網截圖
雖然沒有股權關系，但在同一個老板的經營下，仁和藥業顯然和叮當快藥有著更為密切的關聯。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叮當快藥作為銷售渠道，對仁和旗下產品的“偏愛”。
刺猬公社分別調研北京、廣州、上海三座城市不同地點的網上藥房，發現仁和旗下商品在叮當快藥門店的數量占比遠高于其他網上藥店。
仁和藥業對自己主營業務的描述是：“生產、銷售中西藥、原料藥及健康相關產品。”而叮當快藥作為醫藥及大健康行業重要的電商渠道，位于仁和下游。楊文龍的二次創業，實際上為仁和集團的商業版圖補齊了重要一角。
上市后，叮當健康于9月23日發布2022年中期報告。數據顯示，截至當年6月30日，叮當健康在半年內因購買商品累計向仁和藥業及其附屬公司支付約1.147億元。這筆費用，約占叮當總收入成本的8.65%，約占仁和藥業同期醫藥產品（含大健康產品）營收的4.49%。
圖源叮當健康2022年中期報告
左手制造，右手渠道，對于一個商業故事而言，確實非常美妙。
2021年，仁和又大手筆收購三浦天然化妝品有限公司在內的7家大健康產品業務公司，所生產的商品涉及功效性化妝品、護膚護發用品、洗滌用品、母嬰用品、保健食品、飲料、醫療器械、保健器材、保健品、中藥飲片等。
隨著仁和對大健康領域的投入，健康相關產品的營收占比從2020年底的15.03%一躍上漲為2021年底的22.96%，而藥品的營收占比則在持續下降。與此同時，貼著仁和標簽的洗面奶、面膜、身體乳、飲料、洗發水等商品，開始頻繁在叮當快藥刷臉。
但在商業故事之外，賺醫藥健康的錢，或許需要更多自我監督和大眾監督。
例如當同一個廠商生產出同樣的藥品，只是換了個Logo時，大幅加價利用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從中賺取高額差價是否合理？
例如當通過貼牌的方式，把眾多產品變成“仁和牌”時，仁和藥業是否真如他們所說“對于OEM貼牌產品的合作廠家都派有駐廠質檢人員”——包括那些社保實繳人數為0的工廠？
例如在不斷通過收購、貼牌等方式擴大產品品類，通過廣告營銷和渠道拓展提升銷售規模的同時，作為一家藥企，何時能讓研發營收占比不在1%上下徘徊？
例如叮當快藥補上仁和集團的渠道版圖后，貼著仁和牌的商品獲得更多“偏愛”，平臺是否應該做更嚴格的自我監督和審查。
藥品和健康類產品當然可以是一種生意。
但它的影響，遠比生意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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